我曾是决死队第一批女战士
2018-07-13 14:35:00   作者:北京 王克强    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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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37年抗战爆发后,民族存亡迫在眉睫,大家都坐不住了,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。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宣告成立,以军政训练班学员为基础组建了决死第一总队,女学员也报名参加。开始不批准女学员参加,我当时是十一连的学员,我们组织了几个人积极向上级请求,经过一一次严格的考验,才批准30多名女兵,光荣的成为决死队第一批女战士,我也被批准成为决死队的女战士。

  正在这时,忽然我的姐姐来找我,说是母亲病重,让我立即回武乡老家。当时年幼的我,一听说养育我的母亲病了,心如刀绞,恨不得马上就飞到她身边。虽然我不愿离开战友和部队,也只好脱下军装换上便衣,与连队的领导和战友们告别,回到武乡石鼻村(后改为城南村)。回到家中,才知道这是姐姐一手制造的一场骗局。她怕我参军离家不归,开赴前线;又怕受父母责备交待不了,便想了这个计策。此时的我,只恨自已软弱无知,不由得抱头大哭一场,想插翅飞回部队,不料太原形势吃紧,听说决死队已开赴五台前线。无奈,在回到家里的第三天,我就背着家人去了武乡县城。找到县总动员委员会的负责人王玉堂,要求参加抗日工作。他热情地接待了我,询问我在太原军政训练班十一连的训练情况后说,县里正要准备组织一个抗日游击队,当即就分配我到这里工作。

  游击队刚成立时就几十人。女同志只有我和武铭。这时正是纪念“九·一八”和动员全民进行抗战,我们除了下乡宣传和书写抗日标语外,还组织了一个宣传队,排演(放下你的鞭子》和(警报》两个短剧,巡回在县城、段村、故城、蟠龙、、洪水等地进行演出,动员群众参军或参加抗日工作。

  有一次,我们在段村演出时,父亲也赶来观看,当演出结束后,父亲突然来到后台,一手拉着我,非要我回家不可。我死话不走,父亲便大声叫嚷:“村里人都骂我们家出了个女戏子,真丢人了”,当时我决心已定,参加抗日工作是为国为民,决不是丢人的事,横下心来决不回家。后来父亲生了气,真的不管我了。这年冬天连棉衣棉裤也不给我做了。天冷了,全靠宣传队的同志们,有的拿布,有的出棉花,给我做了一套棉衣裤,才算过了冬。

  在县动委会的领导下,宣传队的工作由宣传教有工作转向组织发动工作。我们发展牺盟会员,成立游击队,在大有村开办短期训练班。队长魏名扬、指导员杜忻都亲自讲课。经过培训,先后把百余名青年输送到八路军中去,扩大了抗日武装。有的回本村去开展抗日工作。

  1937年11月初,县动委会通知我们组织发动群众,欢迎八路军总部来武乡驻防。记得那天下着小雪,我早就听说过毛洋东、朱德领导的红军(八路军),看过斯诺著的《西北印象记》早想目睹他们的革命风采啊!从上午站到下午,整整站了一天,终于迎来敬慕的朱德总司令、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八路军将士们。朱、彭等领导人骑着战马,威风凛凛。这一天,我还见到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丁玲同志。他们的到来,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毅力。八路军军衣简朴,穿着草鞋,带着斗笠,但他们的革命精神感人至深。从共产党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希望,看到了光明。

  我和李衍授等4人异口同声向指导员提出参加共产党、跟党闹革命的要求。夜深了,初冬的的冷气袭人,我们就点起篝火,热烈畅谈,不觉到天亮才离去。就在这天的下午,指导员通知我们4人,晚上8点到大庙。我们谁也没有想到,那天晚上的聚会,竟是我终生的一个转折点。8点,王玉堂和杜忻来到大庙,和我们围坐在一起。王玉堂同志给我们讲了话,他说:你们为什么要入共产党?做党员是要吃苦的,打起仗来要冲锋在前,被敌人抓住是要杀头的等问题。我们齐声说:吃苦不怕,杀头也不怕。很快,我们4人被批准入党,并庄严地进行了入党宣誓。

  入党后,许多工作在等待着我们,在县委的领导下,我们发动妇女抗战,建立了第一个基层妇女抗日救国会,武铭任秘书,我任副秘书。武和我都是武乡土生土长的,我俩走访县女子高小的同学,动员她们参加抗日工作。在城边的聂村成立了第一个村妇救会,推选段玲仙为妇救会秘书。

  县妇救会在这年春节,发动妇女募捐,制做了大批军鞋军袜、毛巾等慰问品,年三十到洪水镇八路军医院慰问伤病员。在医院里看到为抗日负伤的将士,躺在铺着谷草的地铺上,头下枕的是砖头,心里很是不安。大年初,我们返回县城向妇女号召,发动妇女们做了大批枕头。送到医院,发给伤病员,表达了人民对抗日将士的爱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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