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官不像“官” 一生做清官——回忆伯父暴兴治工作、生活二三事
2018-05-16 16:03:00   作者:长治 暴中秀    点击:

  我的伯父暴兴治已逝世50周年,虽离开我们好多年,但每当想起他的音容笑貌,至今仍时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尤其是他“当官不像官”在往日里,兴戴老毡冒,身穿粗布衣,脚蹬打掌鞋,那种艰苦朴素作风;做官做清官,那种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、清正廉洁的革命本色,令人钦佩,使之敬之,实乃难以忘怀。

  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,从事过行政、群团党务、财经以及教育等多项工作。然而,无论做什么工作,他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,从不挑肥拣瘦,毫不讲价钱,不怕困难、不惧艰险,像一粒种籽,播种在哪里,就在哪里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始终如一忠于党、忠于人民,不谋私利、廉洁奉公,保持着一个优秀共产党员与模范革命干部之应有品德。

  伯父暴兴治,1901年出生于武乡县下北漳村一户农民家庭。由于祖辈都是农民,没有多少文化,在旧社会,常常受到村上有钱有势人家的欺负。因此,爷爷为了争口气,尽管省吃俭用也要让伯父念书。1909年他在本村小学念书,1916年送去蟠龙高小读书,毕业后,当了一名小学教员。在此期间,因受到新文化思想影响,开始萌发革命理念。“七七”事变暴发后,他怀着阶级仇、民族恨,为追求真理,报效国家,及早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。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,历任王家峪编村、下北漳编村抗日村长。1940年任武乡抗日第四区农救会主席,1942年先后任武乡县抗日第六区区联社主任、区分委、区长等职。1945年奉命首批南下,任河南省辉县农救会主席。尔后又调回山西,任中国人民银行武乡县支行行长。1948年组建武乡县税务局,出任第一任局长,并兼武乡县烟酒专卖处主任。1953年任晋城县税务局局长。1955年,任中共晋城县委委员、县人民政府副县长、政府党组成员。1959年任山西省晋城农业学校党委书记。

  下面讲几个曾发生于工作生活中的故事:

  区长“装羊工”计妙。1942年、1943年期间,伯父任武乡县抗日第六区区长。在1943年秋末的一个晚上,他在一个叫“井沟村”下乡,突然,夜间被蟠龙来袭之敌包围了该村。一时枪声四起,村人被惊恐的不知所措。他闻声立即穿衣出门准备转移,刚跑到大门口,就被敌人抓住了。这时,他灵机一动,计上心来,准备“装成羊工”以对付敌人盘问。说来也巧,当时他虽身为抗日区长,却头戴老毡帽,身穿粗补衣,腰间还系着腰带,手提旱烟袋,加之时年又是40出头之人,满脸挂着胡子,果真与老百姓没有两样。“你是干什么的?”敌人查问到“放羊的”伯父回答道。敌人上下打量了一顿,看上去好像是个老百姓。可是,就这也不放过,还是要抓他去蟠龙。当时,天还不亮,敌人连抢的东西带抓的人,一同带着出了村。因伯父衣着相似老百姓,故敌人对其放松了看管,当行至村外沟边路间,他趁敌人一时不注意,便一头跳进了沟里,敌人发现边喊边打了几枪,终因,拂晓前视线不清,就这样,伯父才逃脱虎口,由危转安,以“羊工”掩护了区长。

  模范干部上党报。1948年,伯父出任新组建的武乡县税务局局长,他上任伊始,既无办公地方,又无办公设备,可以说,是一无所有,白手起家。在困难面前,他毫无怨言,一往无前,带领全局人员住民房、借桌凳,想方设法克难解困。更可贵的是:为弥补经费不足,冬日与大家一道上山割柴取暖,春天和同志们并行下河滩开荒种菜,以改善伙食。在局里,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起床,时而,机关没有钟表计时,他利用敲打洗脸盆,以盆代钟示意大家起床。在学习工作中,他总是以身作则首先到岗,而又是最后一个下班。所以,局里同志们称他是“闲不住的局长”

  对工作极端负责。大家知道税务机关是为国家聚财,为民办税的部门。比如有人找他说情想少交点税款,他不讲情面,一概拒绝,该收的税一分不能少。一次,某税务所未完成季度税收任务,他及时找该所所长谈话,并提出批评,责其查找原因,以后必须如期完成税收计划。后来该所急起直追,由后进变为先进。他干经济工作多年,却能做到:“常在河边站,那能不湿脚。”这种一贯廉洁奉公品德,极为难能可贵。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作风,从不搞特殊化。比如当时,按干部级别他可以“吃小灶”,却坚持与大家一同上大灶。他下乡按规定雇牲口骑,费用可以报销,而他总是肩挑行李步行着,从不多花国家一分钱。就连平时给家里写信用的信纸信封都是自备,绝不使用公家的。一切从自身作起,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干部高度的党性原则。

  1952年初,开展“三反”运动,在全县干部动员大会上,当场就逮捕了县大众医院院长和县粮库主任,被惊吓的粮库秘书,当夜也投井自杀,使运动异常激烈,令人震惊,立即掀起了高潮,与其同时,为教育干部树立正面典型,《山西日报》发表了题为“艰苦朴素、廉洁奉公的好干部--------暴兴治”模范事迹,成为武乡全县乃至全省广大干部的学习典范。

  选派“插红旗”进校。1959年,为加强党对教育战线的领导,伯父由晋城县副县长调任山西省晋城农业学校党委书记。按当时提法,派干部进学校叫做“插红旗”。换言之,也就是选派优秀干部去任职。然而,伯父并未以此为自居,相反,他深知加强教育战线工作的责任重大。于是,他从进校那天起,在思想上就更加严格要求自我。放下架子,甘当小学生,虚心向内行学习,诚心诚意地团结知识分子,与他们谈心、交朋友,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。他时年已过半百,而不顾年老体弱,一心操在工作上。那时,学校位于城外,他家属仍居于城内政府大院里,每天往返步行数公里,从不叫苦叫累。为了加强党的工作,在学校首先建立健全了“一课三会”制度,从教工党员抓起,经常找教工谈心,对员工家属进行家访,并帮助解决学校吃水、用电等具体困难。同时,在师生中开展了师德师风、又红又专教育,革命传统教育、爱国主义教育,以便使师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。

  工作是干出来的,校风是带出来的。在他的言传身教带动下,把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深入扎实,卓有成效。从而,使校风校貌出现了新的气象。究其因果:就是他坚持了以思想政治工作为统领,把艰苦朴素作风和吃苦耐劳精神,从机关带进了学校。故此,以表率作用,影响助推了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。总之,他听党话,跟党走,一切服从党安排,干一行,爱一行,行行干的都出色。正如学校师生赞扬到:暴书记虽年老体弱,却精神可佳,真不愧是党的“红旗”好干部。

  生命可以终了,精神却能永存。伯父在他的一生中,始终保持了清清白白为人,干干净净做事的坚定信念,践行了他“当官不像官,为官做清官”的人生格言及高尚品德。他的一生奋斗足迹,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,使之,终身难忘,以激励后人,值得传承与发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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